上海“多宝鱼事件”的调查结果近日公布，在养殖过程中违规用药的３家山东水产养殖企业受到处罚，相关产品被监督销毁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香港在两个桂花鱼样本中检出孔雀石绿，内地淡水鱼暂停供港。
从福寿螺到多宝鱼、桂花鱼，今年以来，百姓餐桌上常见的水产品屡屡出现“含药”“带虫”“致病”等风波，水产品质量安全为何警钟频响？
水产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
备受关注的“多宝鱼事件”终于有了说法：农业部２７日通报，经检测确认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先进养鱼场、山东省烟台百佳水产有限公司和山东省日照市泰达水产养殖场，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了氯霉素、孔雀石绿、硝基呋喃类等违禁兽药。目前，这３家企业及其产品已受到停止销售、监督销毁和罚款等处理。
多宝鱼学名大菱鲆，原产欧洲，属于名贵的低温经济鱼类，１９９２年引入我国后人工养殖发展十分迅速。目前，国内多宝鱼的养殖面积已超过５００万平方米，年产量约为４万吨。
１１月１７日，上海公布的一项抽查结果显示，申城市场上销售的多宝鱼药物残留超标现象严重。所抽的３０件样品全部被检出含有违禁药物，部分样品还同时检出多种禁用渔药残留。
这一消息迅速在各地引起连锁反应。山东、辽宁、浙江、天津等沿海省市立即组织对当地水产养殖业进行督查；北京、太原、香港、广州等地相继宣布，暂停销售多宝鱼；包括上海在内，许多城市的多宝鱼市场遭到重创，销量及价格一路猛跌。
农业部通报称，氯霉素、硝基呋喃类药物是人用药品，早已列入我国的《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》，孔雀石绿也属于禁用兽药。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，将违禁药物销售给养殖户使用。目前，有关部门正在对违禁药物的来源进行追踪调查。
就在农业部通报的同一天，香港特区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了蛋类及淡水鱼样本的最新化验结果。结果显示，在１８个不同种类淡水鱼样本中，有两个桂花鱼样本被发现含有微量的孔雀石绿。
为慎重起见，香港方面全面停售４０多种内地供港淡水鱼。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官员则表示，目前，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加强对进口活鱼的检测等措施，希望有助于消除市民对食鱼的疑虑。
三大环节存在隐患
资料显示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，养殖量连续十多年居世界首位。人们日常摄入的动物蛋白中，有１／３来自于水产品。
福寿螺、多宝鱼、桂花鱼……今年以来，国内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接连发生，引起各界关注。“目前，我国的水产养殖正从‘数量为主型’向‘质量为主型’转变。”上海水产大学校长潘迎捷教授表示，“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，从鱼塘到餐桌，不少环节都暴露出了问题和隐患。”
据分析，尽管我国的水产养殖总量很大，居世界第一位，但组织化程度并不高，养殖户比较分散，有大量中小养殖户，因此全面推行标准化、规范化养殖的难度比较高。“相对来说，大规模养殖企业的产品质量自控能力较强，而小养殖户常常凭经验、靠感觉，给鱼喂药，有的时候称都不称，抓起一把就撒下去！”潘迎捷教授说。
长期以来，养殖业片面追求产量的观念，也容易导致水产养殖的密度过高。人工养殖大多是在鱼塘或封闭的水生环境中，即“死水养鱼”，缺乏天然水系的自净能力。有的养殖户一味增加放养密度，使得水体环境被污染，鱼的免疫力、抗病力下降，因此只能通过增加药物的投放量，甚至使用违禁药物来控制鱼病、维持产量。
此外，一些不法商贩钻政府监管的空子、违规售药，也成为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。他们向养殖户兜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药物、添加剂等，同时暗示养殖户用过此类药物、添加剂的水产品不易患病、外观鲜亮，收购价格也比较高。由于缺乏足够的用药常识和质量意识，养殖户常常糊里糊涂、跟风使用。
“水产品从养殖进入流通环节后，同样存在滥用药物的风险。”上海水产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李家乐说，与欧美国家不同，中国消费者偏爱吃活鱼，而水产品运输，尤其是鲜活水产品运输的要求很高。由于捕捞会使一些水产品的表皮被擦破、易感染，鲜活水产品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的发病几率比较高，一些经销者因此违规投药。
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许伟琦则认为，“多宝鱼事件”等还暴露出我国水产品市场准入环节的漏洞。目前，许多水产批发市场的准入制度很不完善，或属空白。批发市场一般不会向供货商或产地养殖户索取质量检测合格证明，市场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检测设备、能力和制度。药物残留超标的水产品进入批发市场，几乎没有什么障碍。
餐桌安全如何保障？
自上海、北京先后检测出多宝鱼药物残留超标后，全国多个城市先后对多宝鱼采取禁售措施。使得山东等地一些多宝鱼养殖户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。
“在生产和养殖过程中，正常使用一些兽药和添加剂是必要的，也是必然的，这样能够提高产量、防治病害，就像人生病吃药一样。”潘迎捷教授说，“关键在于要科学、合理、规范地用药。”
专家指出，近年来，国内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高，与此相应，对广大种植户、养殖户的科普知识宣传和教育亟待进一步增强。此次“多宝鱼事件”中，有记者询问山东一些养殖户是否知道国家法律规定哪些药不准用、哪些药可以用、怎样用时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“不了解”“不清楚”。
“当然，仅仅依靠养殖户的自觉、自律行为，还不能完全保障食品安全。”许伟琦表示，譬如，我国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公布了《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》，明确规定有１８类药物属于禁用，而且其原料药及单方、复方制剂不得生产、经营和使用。“这就说明，并不是国家没有规定，而是法律条文没有落地。这就是监管部门查不查、深入不深入、监管到位不到位的问题了！”
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总工程师马志英指出，当前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，在于缺乏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，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管理的主体不明确。“看起来链条上的监管部门很多，但缺少一个部门进行全面的分析、评估、管理、监控，对整个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管承担主要责任。”
据了解，国际上的成熟经验，比较倾向于以一个监管部门为主体、各部门分段管理的协调模式。今年１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我国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，首次明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，要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实施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”，并“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”。
“此外，对于食品安全，尤其是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科研投入，同样有待加强。”上海水产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李家乐认为，科学研究对于食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。据了解，欧洲不少国家都使用微生态制剂替代一般的化学药剂，以改善水质，防治鱼病，同时能够解决药物残留的问题。
